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Hegel's concept of Spirit and Tang Chun-yi's concept of Mind ( 心靈 ). Both concepts are on the one h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ir systems, on the other hand sh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First of all Hegel and Tang try with these two concepts to evolve every possible shapes of consciousness (Hegel: Gestalt des Bewusstseins ) or horizons of world (Tang Chun-yi: 境界 ), and to evaluate them. Secondly, their theories can be subsumed under a common model of theory, namely Henology (en kai pan ) [ 一即一切 ]. Henology is a kind of model against Aristotle's Ontology. There are many representative thinkers of Henology both in Western (Plotinus, Stoic, Spinoza) and Eastern ( 程顥、華嚴宗 ) cultur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a detail analysis of Spirit and Mind on both sides; (2) Hegel's view of his own tradition vs Tang's view of European tradition; (3) Tang's and Hegel's view of Confucianism (4) how to judg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above parts, if their statements are in contradiction.

Keywords: Spirit, Mind, Hegel, Tang Chun-yi, Henology

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及中華文化的光暢弘揚，是徐復觀先生一輩子關注的所在。本文的緒論便首先揭示斯義。長久以來 徐 先生被視為當代／現代新儒家；亦被視為係民主鬥士。這些稱謂，個人認為都是非常恰當的。然而，似不足以充份揭示先生的學術性格，尤其不足以彰顯先生整全人格的全幅內涵及先生終極關懷之所在。筆者思之者再，乃以「 憂患意識宇宙中的巨人－感憤的新儒家」來稱謂先生。這是拙文緒論第二項要陳明的重點。

徐復觀先生的學問是相當廣博的。然而，一般學人所注意的大都是徐先生在中國傳統學問（如文、史、哲等等）方面的表現和成就。當然，也有不少學者 關注徐 先生對現實政治及對藝術理論方面的探索。其實，徐先生對西方的學術文化也是有一定的研究的，至少是給予相當關注的，只是沒有寫成專著而已。徐先生的西方文化知識對先生的中國文化研究， 尤其對先生基於對現實關懷而寫成的上千篇雜文的精彩內容來說，提供了極豐富的資訊。這些西方資訊／知識，對徐先生來說，好比一個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資料庫。這些西方知識，除了扮演資料庫的功能外，它還拓展了先生的野視，啟發了先生的思維，以至強化了先生的論證基礎。當然，這些西方知識／西方資訊，對徐先生來說，其最大的用途，恐怕是協助先生更明確地揭示其淑世的情懷及彰顯其卓越的識見。這最後一項乃本文所處理的重點所在。至於西方知識如何有助於先生深化其中國文化的研究，則以篇幅所限，今暫不擬涉及。

(待補)

對於儒家思想是否與民主政治相容的問題，牟宗三先生曾提出他著名的「民主開出說」。牟先生指出，從孔子言「興滅國，繼絕世」和孟子言「公天下」，即可見儒家思想中含有政權乃一定常的實有以及政權為天下人所共有之觀念，而後兩者是民主政治得以成立的思想依據；儒家之所以未能據此開出民主制度，實由於儒家以至於整個中國文化生命的特色是「理性之運用表現」，缺乏「理性之架構表現」。「理性之運用表現」是就實踐理性或道德理性而言，用儒家的方式來表示，即良知的明覺作用在具體物事上的表現，其中並沒有人、我、心、物的區別，只是一大用流行、於穆不已的作用。若要分解地、方便地說能所，則因為此時的物是在心的朗照下的物，所以可以說物隸屬於心，故牟先生說這是一「隸屬關係」（ Sub-Ordination ）。至於「理性的架構表現」則是就理論理性或觀解理性而言，其所成就的是一「對列之局」（ Co-Ordination ），依此人民才能意識到自己是在政治上獨立於統治者的個體，把政權從個人手上轉而為人民全體總持地共有，並透過客觀的選舉制度選擇或替換掌握治權的人選，確保政權的穩定性。因此牟先生認為，道德理性必須自作用表現中自我坎陷，讓開一步，而轉為觀解理性之架構表現，讓政治暫時脫離道德而有其獨立的意義，民主政體才得以實現。

相比之下，康德則是依據人作為理性的存有具有自律地按照普遍的道德法行動的能力而直接肯定每個人有天賦的自由權利。由於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有權去決定對他而言是公正的事，無法保證自己的權利不受他人暴力所侵犯，因此人民必須透過原初契約，讓渡自然狀態中沒有法律規範的外在自由，成為公民社會中的公民，由政府制定公法以保障每個人的自由權利，並根據公法而使用合法的強制力以制裁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康德認為，理想的政府形式應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共和制，立法的權威只能歸屬於人民的共同意志。雖然康德區分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認為只有積極公民才有投票權，但積極公民所共同訂定的法律必須與自然的自由和平等法則相容，而平等即在於可促使所有人從消極的狀態轉為積極的狀態。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比較牟先生的民主開出說和康德的政治哲學，分析兩者的異同，並探討牟先生良知自我坎陷的說法對於從儒家思想建構民主理論是否有其必要性的問題。對康德而言，從對每個人天賦的自由權利之肯定到理想政府的構想，都是出於實踐理性的要求，並沒有如牟先生所言，實踐理性必須轉為理論理性，才能思考抽象的制度問題。這不一定就表示自我坎陷說沒有必要性，也可能反映了康德對實踐理性的理解和對道德的體會是與牟先生乃至於儒家有所不同，因而在康德的系統內並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對儒家而言卻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透過兩者的比較，更有助於釐清牟先生良知自我坎陷說所針對的特定問題是甚麼，以及檢驗他所提出的方案之效力。

關鍵詞：儒家、民主、權利、自我坎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