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苦難的不可表象
此外，李歐塔還提出一個重要概念，就是「不可表象」(the unrepresentable)。「表象」(representation)本是西方哲學中的重要概念。我們理解一件事物，比如看見一本書，並非書本本身進入我們腦海中，而是我們以一些圖像或觀念代表那本書。「不可表象」是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理論。李歐塔認為在人類歷史中的苦難——尤其是集體罪行，是不能表象的。現代人的集體罪行其中之一顯示於二次大戰期間納粹政權對當時在德國及歐洲的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式集體屠殺(Holocaust)——譬如將老弱婦孺集體送進集中營，然後推進毒氣室進行屠殺。李歐塔認為這種罪行是不可表象的。因為所有親歷其境的人已被屠殺，我們找不到見證者，就算我們找到倖存的見證者，他亦將無法以客觀語言表述和傳達那種苦難，讓我們明白，那種苦難根本是不可想像的。
其實《瘟疫》的第一章，敘事者回顧歷史上約三十次重大的鼠疫潮，造成共一億人的死亡。但當我們問何謂「一億」時，我們如何理解「一億」人的死亡呢？假定我們看不到一億人死亡——因這是歷史上三十次重大鼠疫潮死亡人數的總和(我們自當不能表象)，那麼我們能否表象或構想一次鼠疫潮呢？一萬人相當於五間大電影院滿座時的總體人數，我們可以集合一萬人，填滿五間電影院，然後想辦法把他們置死，我們不就可以較為清楚地看見一萬人死亡的情景嗎？卡繆表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甚至不能表象一萬人。我們向來對死亡的認識只是面對面看見死者才知道甚麼叫死亡，即使真有一萬個死者堆在一起，我們也無法看見一萬個死亡的面孔。因此，我們只能在腦海中具體地表象有限數目的死亡；超過了這一有限數目，即當我們用巨大的數字來表達或述說死亡人數時，我們對死亡的表象完全是抽象的(abstract representation)。因此我們無法具體地構想集體死亡。
對前線的醫護人員而言，死亡是有血有肉的，但對醫療管理或行政高層人士來說，死亡顯現為統計圖表上的曲線。卡繆透過具體的描述，為人類災難的不可表象性下了註腳。在後現代的道德討論中，所涉及人類歷史中的苦難、罪行或恐怖的不可表象性，正是李歐塔所強調的。這亦是後現代論者與理性主義者爭議的重要場域。究竟如何解釋這些不可表象的苦難？如何為歷史的理性辯護？
在此還有一點關於卡繆《瘟疫》的後現代性。此書最後一段，描述城中的人死的死、倖存的又再出來活動。有些人會忘記這次苦難，重新出來消費，城市由蕭條變回熱鬧﹕
「事實上，當李艾醫生聽到喜悅的呼叫聲在城中響起時，他記得這一喜悅永遠是受著威脅的。因為他知道這興高采烈的一群人所不知道的──而這是可以在書本上讀到的──就是鼠疫的杆菌(bacille)永遠不會消失，它可以在家俱和衣物裏沉睡數十年。它在房間、地窖、衣箱、手巾和紙堆中靜待，而可能有一天──對人類來說是不幸和教訓──鼠疫喚醒了它的老鼠群，並把它們送到快樂的城市中死去。」
可見，不論我們經過多少努力——知識上及技術上；抑或得到仁慈造物主的關顧，這個勝利還是短暫的。我們無法一了百了地戰勝人類文明中的惡(Evil)。這具有什麼後現代的意涵呢？現代世界中，人類相信時代不斷進步，這不是迷信，這是有理由的，至少知識技術不斷增進，經濟不斷發展，制度不斷完善。因此，到了啟蒙運動的頂峰，我們相信人類正步向美好世界。這不論是個人，還是人類整體，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走向更好的境地。用理論表述之，則是堅信「歷史進步論」。
但根據小說內容，可見卡繆並不相信「歷史進步論」，他不相信歷史具有理性。他認為很多事情的發生都是無法解釋的，例如，在瘟疫中，為何有些人死去，有些則倖存？三個月來不少前線醫護人員和清潔工人只靠簡單的口罩作保護而無染上疫症，反之，一些市民慎染病身亡。究竟有何規則呢？我們無法以理由解釋。卡繆的小說要帶出的基本訊息是：如果我們正視人類的處境，就不能相信這些美麗的論說，盲目地樂觀相信人類整體必然邁向更好的境地。
在荒謬中賦予生命的意義
稍有涉獵卡繆存在主義著作的讀者，都知道他認為這個世界是「荒謬」的。我們不知道事件發生的因由，也不能解釋，但它既非必然的——我們不能以科學方法清楚地找到一個根源，又不能避免的。在這情況之下，我們如何自處呢？即使有一個全能的造物主，也不能解釋這種荒謬。在《瘟疫》中，李艾醫生的一位老醫生朋友認識瘟疫，並研製了血清，而第一個試驗的就是大法官的兒子，他染上了鼠疫，幾經掙扎，最終回天乏術。溫文儒雅、說話從不過火的李艾醫生，粗暴地對神父說，難以接受苦難，尤其是一個無辜小孩(指大法官的兒子)的死亡。面對這些惡，我們可以看到痛苦，我們反思：為何全能的主賜予無辜者這樣的命運？
如果我們將《瘟疫》歸類為存在主義的作品，它就是要正視這些事實，很多具體情境之表現，是不能以理性解釋的。面對無辜者的死亡、集體的痛苦，我們怎可以安然呢？我們在荒謬中如何自處呢？
《瘟疫》一開始便談死亡，這是所有人一同面對的集體死亡。不過面對這種集體的、無法掌握的命運，我們看到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不明白，有些人想逃走……而其中一個角色竟然藉著這次災難發財！還有另一批人，比如說李艾醫生，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職責是救傷扶危。還有一個十分普通的市政府職員以及一個不知道什麼來頭的人，不知為何來到這個地方。他問：「我們在這裡究竟可以作什麼，有什麼意義呢？」於是他們組織義務醫療工作隊，幫助他人，例如注射防疫針、送病人到醫院或回家等。雖然他們知道患上鼠疫的，只會九死一生，當中全憑運氣，但這個來歷不明的人說：「既然我們在這無路可走的處境，面對如此集體命運，與其坐以待斃，我們不如抗爭。如果我們還想有改變命運的機會，我們唯有如此。」最後那些組織醫療工作隊的人卻死去。臨終前其中一人叮囑李艾醫生：「如果你要在死神面前，體現你此生可自我掌握，那麼你即使明知最後會失敗，但你要繼續抗爭。因為唯有如此，你才可以顯示你的一生有意義；而且，若你能為你的一生賦予意義的話，你就能顯現你的自由。」這段說話概括了卡繆對生命的意義與人之自由和尊嚴的看法。
我們如何安頓現世，顯現生命的意義？唯有靠我們自己的參與，靠行動創造意義，這不是上帝那種由無到有的創造，而是在偶然、荒謬及眾多不可解釋的事物中，體現的價值。這是人的價值，是「愛」！在小說中這字眼經常出現，正如佛家的「悲憫」，面對他人的痛苦，我們伸出援手，縱使我們失敗，或是成功的機會微少而短暫，我們都不會放棄任何可能的機會，試圖改變這共同的厄運(fatality)。
卡繆又說，如果從整場瘟疫的高度看，死亡沒有偏袒任何人，它是公平的，因為在死神面前，眾人平等。而我們能顯現價值的地方，就是平凡的愛。這不只是對摯親的愛，還有對本來不認識的人的愛。這就是說，如果落在這集體命運中，因為我們不忍看到他人受苦，你會伸出援手，盡一分力。
這本書探討人性、人類集體面對困厄時的處境。這與卡繆的經歷有關，他曾參加Resistant，拚死參與地下運動，抵抗納粹德國，他以理性的哲學態度，透過文學手段表達親身經歷。除小說外，卡繆發表了不少論說性著作，如《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等。卡繆那一代人清楚了解他們的民族已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集體苦難中，套用勞思光先生的話，他們有巨大的承當精神，並透過寫作及社會運動的參與，實踐出來。
讀了此書，我不禁反思﹕哲學家整天想著很高很遠的文化理想，但面對現實，我們如何實踐理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