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教授
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嘉映教授1952年生於上海，6歲到北京，讀了六年小學、兩年初中，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而輟學，1968年到內蒙突泉插隊，1976年初回北京。高考恢復後，考進北大西語系讀德語，不久考研究生，在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讀西方哲學。畢業後留校兩年。1983年年底到美國，進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哲學系讀博士學位。1990年畢業後在美國和歐洲幾個文化機構工作。1993年回國，翌年回北京大學執教。2002年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任教，曾任系主任。2008年轉到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書至今。
陳教授以現象學研究尤其是海德格爾研究著稱學術界，於分析哲學（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心智哲學、科學哲學）、倫理與道德哲學、中國當代漢語哲學與思想等領域亦着力甚深。譯有海德格爾（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1987初版）、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學研究》（2001初版），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1995初版）、《語言哲學》（2003初版）、《說理》（2011）、《何爲良好生活》（2015）。 其他主要著作包括：《存在與時間讀本》（1999初版）、《從感覺開始》（2005初版）、《無法還原的象》（2005初版）、《哲學 科學 常識》（2007）、《白鷗三十載》（2011）、《價值的理由》（2012）。其他主要譯作有：戈爾（Al Gore）的《瀕臨失衡的地球》（1997初版；由陳嘉映主持並與他人合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2001初版）、萬德勒（Zeno Vendler）的《哲學中的語言學》（2002初版）；主編並參與翻譯的作品有：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西方大觀念》（2008）、《維特根斯坦讀本》（2010初版）、J. L. 奧斯汀（J. L. Austin）的《感覺與可感物》（2010）、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倫理學，哲學的限度》（即將出版）。
快樂與至樂
初看，「快樂」這個詞的用法實在混亂：俗人沉溺於聲色犬馬，樂；壯士攀登希夏邦馬峰，也樂；得志小人為軒冕而樂，惡徒甚至從施虐求樂；孔顔樂道，還是樂。
這裏首先要澄清的是，「快樂」並不是目的。我因為口渴去找水喝，即使焦渴得飲清泉帶來快樂，我也不是「為了」快樂去喝水。的確，有些活動所追求的是快樂本身，就在「找樂子」，如嗑藥、買春、溺樂；但並不能因為有這樣的活動，而否認大多數人大多數時候是在做事，而不是在找樂子。
我們的確可以說，快樂本身是好的，但這不是說找樂子這樣的事情是好的。這個「本身」說的是快樂處在它「本然的位置」之中——由向上的活動所引發，融合在上揚的情勢之中。施虐的快感把快樂從它本來的上揚趣向抽離出來，扭結到墮落的活動之上，乃至若把「快樂」這個詞用到施虐者身上，我們忍不住在其前加上「邪惡」、「變態」之類的形容詞。
與之對照，有德之人的快樂則完全來自所行之事的上升。從善是向上的，古人說「從善如登」；德行繫於生長，古人說「生生大德」。因行有德之事而獲大樂是純粹的快樂，不是因為它無涉痛苦，倒在於無論多少艱難困苦，只要生命在生長，有德之人就樂為之。這裏的「快樂」是萬物生生的自得之樂。在他生存的根底上通於生生之大樂，是為「至樂」。
共相與會通
我從漢斯•昆的〈真正的宗教〉一文入手來談談共相與會通。
當代基督教哲學家漢斯•昆不再認爲基督教是普遍的宗教，基督教的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基督教是獲得拯救的惟一途徑。這是開明的態度，但帶來一個疑問：「如果在教會和基督教之外已經存在著拯救，那教會和基督教還有什麼必要存在？」
漢斯•昆依三層標準來回答這個疑難。這三層標準是以普遍性的程度來區分的，而普遍性又是在「共同點」或「共相」的意義上得到理解的：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一層 是基於人性的倫理標準。這一回答遠不讓人滿意。核心疑問是：如果我們歸根到底需要遵從存在著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人性倫理標準，我何不直接依這些標準行事， 却要假道基督教或其他任何特殊的標準？
我的基本思路是：不斷向更普遍的共相上升無助於解決漢斯•昆面臨的問題。一個人在其上獲得其基本存在認同的層面，中國人、基督教徒、共產黨員，原則上是歷史—社會造就的層面。他要與不同身份認同的人之間進行交流，靠的不是放棄自己的既有身份，上升到更高的層面，而是通過平行的會通，在自身身份中找到能够接納異質內容的渠道，就像用母語翻譯別種語言一樣。會通並不依賴於各種殊相之上的普遍者，會通依賴於殊相之間的翻譯。即使說到救贖，人也只能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得到救贖。有人由基督教的上帝得到救贖，有人由華夏文明得到救贖。 有誰竟由普世宗教或普適倫理救贖，那仍然是一種特定的救贖，而不是更高的救贖。